台北市氣功文化學會製作問：顏元說「庸人苦無氣，氣能生志；學者患無志，志能生氣。」我們練氣之人又該立什麼志？
練氣明心
鍾老師：顏元是明末清初的高人，與宋明理學人物沾上邊，有人將他列入，有人不列，基本上他是反對宋明理學的。宋明理學講格物窮理、格物致知，顏元說「庸人苦無氣」，庸人是凡人，凡人欲望多，心浮動，有所欲卻無力執行，想念多而能不足，便實現不了。顏元講：「志氣如刀，集義如磨刀；常磨則鋒芒常銳，不磨則鈍矣；一不義之事傷之，則刀摧折矣。」凡人皆怠慢，精進心不足，身心多困生活瑣事疲備不已，主因在於不曾練氣修身，當先天氣漸沒，又無緣習後天氣補不足，很難從一般知識才藝中架構成就個人身體持續健康，擁有在工作上、生涯規劃上、深入生命深度上，和遊藝人生情趣上的能力，也就是修身不足便無以齊家、治國和平天下了。顏元的意思是，一般人連氣都沒有，講那些高深道理無異於空談。顏元所指的氣，是莊子所說的生命大氣，也是孟子口中沛然莫之能禦的氣。「氣能生志」，有氣才能生大志；志是心之所向，沒有氣，看不見，觀察不到，便起不了心，不會有毅力和決心，人便如活死人，拔劍四野心茫茫，不知道要做什麼，成了無明之輩，志其實就是心和氣的問題。古時候的士大夫懂得透過練氣調整心性，一般百姓則沒有機會練氣。現代人多半有唸書識字，因沒練氣或沒真的練氣（走不進去）成了了無生趣，沒氣魄和志向的人。因為唸書識字會辯都只在最低層的感知初識面上，有練氣可晉升到2.0或3.0以上的智慧學習階層，所以一般人也就很難有大的心量和氣量。
氣聚中華
可晚明朝廷衰敗，即便士大夫也不太練氣了。沒練氣如何立大志產生大的心？明清之際，所有事物漸漸落入滿人手中，不在漢人手上，最大關鍵在於整個漢文化往下掉，為什麼往下掉？因為皇帝不行，而不是文化不行，一人興邦，一人喪邦，皇帝一人足以讓整個國家垮掉。南宋陸秀夫背少帝蹈海，涯山海戰一役，許多學人及日人曾言：「涯山一役，從此中華無文化！」這可能言重了，南宋在快亡於金蒙之際，硬是出了兩個氣壯山河的人物，他們是「還我河山」的岳飛，和寫下〈正氣歌〉的文天祥，有這樣的氣節楷模，中華是不會無文化的。而今許多知識份子媚日抱美親歐，這類份子可真是自亡中華文化的「高等華人」。所以顏元認為「識字唸書會辯」的讀書人，著重「窮理居敬」、「格物致知」、「靜坐冥想」，不會練氣練武的知識份子視為學而不識之人。他力主「習動」、「實學」、「習行」和「致用」，重文武兼備，德智體三育並重，心氣並修，能經世致用，具敢面對問題和解決困難的智慧、氣魄和行動力。
本末不清
回首「五四運動」百年，戰勝的中國強為列強將戰敗的德國在山東的殖民權給了日本，而不是返還中國，這就是當時中國「苦無氣」（根基不足，國力不強）而致。當年以北大為首的知識份子喊著：「外抗霸權，內除漢奸」強調興科學（賽先生）和民主（德先生）則復興富強有望！便大舉全盤西化，西化所及，從貶外排外轉為媚外自卑；西化發展小有成就，外資便大舉進入收割，小資便倒，唯能得外資合作，或體量大的本資才能撐著，從能有飯吃來說，也是不錯的。清末民初的亂世，把中國人的心打到谷底，吃飯靠人，行便沒氣魄，亦無志氣！大家都想要民主科學，卻不知民主是由資本主義所養，也就是貪念和欲望所控。顏元講過：「貪之患也，產乏而求聚，聚而求廣，廣而求益，從此以往，雖有四海不足也！」點出資本主義的問題，而貪的問題在謀私，人便沒有氣魄，沒有志氣，更重要的是沒有氣節和民族精神。今日媚外抑己者眾，就是「五四」西化做成的，如果郭靖沒把全真內功的真實基礎練好，是無法學習降龍十八掌、九陰真經和周伯通的空明拳的。要把西方核心的科學與民主學來，沒有真正的硬底子內功（人人有飯吃，齊全工業層，具紮實基本工程建設力，創新動力，和實踐力），是不可能發展引領式創新科技，和成就使人覺得受尊重和榮譽的政治模式。因為民主是個假相，根本是政府是否有大能；學求實得要自謙，積財要如德，不合德之財寧可不要，大財如大德不擇細流，只要眾善必奉行，方得其富；君子不棄小善，故成其德；習武者不厭多寡，有空便隨師或隨時習練，日久功成。把孫中山講自己的扁擔丟掉，不管是不恥或累贅，是自欺，看不起自己的根本，只是好高慕洋，不懂反省，做了「漢奸」也不知！
氣缺慧藏
明思宗自以為聰明，繼任皇位後急於有所作為，可是他做了什麼？他把所有能上戰場打仗的人全部幹掉，把有才智的人殺光，甚而把看似無賴，實際上對他有幫助的魏忠賢也除掉，結果引出真正的無賴李自成、張獻忠等出來作亂。前面兩任皇帝都沒有把魏忠賢除掉，思宗硬是把他拉下來，表示思宗看事情不夠全面，只看壞的，不看好的，看不到閹黨有它好的一面，也看不到讀書人集團（東林黨）有壞的一面。魏忠賢把整個西北所有農民都收買了，沒向他們收稅，當時這麼做，是避免農民起義。思宗看不到真正問題，只覺魏忠賢將西北稅收放進自己口袋，所以要把他剷除，還要其他官員重新收稅，讓國家有錢。不清楚狀況的人以為這麼做沒錯，老百姓確實該納稅，納稅是對的。那麼就是魏忠賢錯了？為什麼東林書院的人說魏忠賢是閹黨的大奸大惡？究竟閹黨是壞蛋，亦或東林人是壞蛋？有學問的東林人瞧不起閹黨人，而閹黨人卻看得見有學問人看不到的問題，這著實荒謬！
氣生善起
儒家強調誠明，是要我們看得清楚，有誠的心產生內燃丹火，燃起一股孟子所說的浩然正氣，直養而無害，充沛天地間，光明起照，照見五蘊皆空，看清楚所有事物，這需要極大的能力、心量和氣量，更重要的是直養無害便見善，以善起心，便見四方善心。有此誠明力量，以善為根，方能格物致知，才會弄清楚閹黨的魏忠賢並非全無是處，他在某些事務處理上算是好人。而東林書院那些知識分子原來都是好人，可當心中以執為善，以善意為執，便如金庸劇集《射鵰英雄傳》中，王重陽論丘處機「本為『好人』，可卻『戾氣太重』」，主張做人應以道，不應以懲罪，散播仇恨只會令痛苦蔓延，為害人間，成了妖道。好人變了阿Q、無妄之輩或怪人，再繼續堅持所為可能就變成壞人，明明一心為國，自命清高之後竟成了壞人，豈不悲哀！「五四」要求復興中華文化和文明的精神是對的，但所指向的目的是有問題的，因為有了科學，可能丟了人性，有了民主，便可能出現被奴役之民和民粹之民，更可能出現如英國金融時報馬丁沃夫所說的「民主暴君」。宋朝司馬光在集成《資治通鑑》後，認為政體好壞的主因是出在人的問題，有善意的人行善的方法，則任何制度亦皆能行，而不是制度本身，單從改變為良法便能跳過人的問題而成功執行。
氣散無明
明思宗沒有定慧，只有定見，心中沒有光明，只有分好壞善惡的分別心，而沒有通透、圓融、洞事的智慧。思宗自詡為中興力量的明君，勤奮好學，積極參政，可是個性多疑好妒，易聽信小人，袁崇煥明明可以助他力挽狂瀾，最後竟被凌遲致死。袁軍的關寧鐵騎非常強大，清朝前面幾位強人，從太祖努爾哈赤開始到後來的皇太極都進不來，袁崇煥死後，他的部下祖大壽還撐了十年，撐到洪承疇上來叛變，滿人仍入不了關，到吳三桂接手時，原本是可以撐住的，可是朝廷內部已經陣腳大亂，滅之前的衰敗和內亂已開始。也就是說，明朝不是不能打的，袁崇煥和之前的許多將領都能打，可是思宗不信任這些人，認為他們越權，尤其袁崇煥三次救駕，思宗最後都還是覺得袁崇煥過了頭，不聽話。這是思宗的問題，要大將都聽你的話，那他也不叫大將了，皇帝沒有心量接受大將，最後只能吞敗收場。明思宗的心量太小了！東林人講的話可以聽，可是也要有能力辨識他們說的究竟有幾分真實。可以彈劾魏忠賢，但過程中必須弄清楚他做的事情是不是全都有問題，若把沒問題的當有問題處理，把有問題的當沒問題看待，那就天下大亂了。遇到這樣的皇帝，袁崇煥想不死都很難。
事難易察
西北如此重要的地方，明思宗連初識的能力也沒有，隨意就把它搞亂掉。明朝末年國力衰退，已非中業之前的強盛時期，不能再向西北的農民收稅，能夠收稅的年代是思宗的祖輩明太祖、成祖那個時候，他們有能力把邊疆經營得很好才能收稅。後來為什麼不收稅？因為一收稅農民就暴動了。思宗有很多該做的事都沒去做，比如前朝中興名臣張居正施行「一條鞭法」，改善許多問題，讓明朝的財政及各方面都穩定下來，所有官員在工作表現上都受到一定程度的檢核，這才有辦法把整體經濟穩定下來。備足人才，也得要有人去稽核，方能各盡其才，一條鞭法所做的正是把所有大小官吏的工作都做了稽核，上下任務分工而牽連，一貫而聯合。稽核不是檢舉，檢舉是找人麻煩，張居正不搞這個，而是用稽核辦法緊盯著官吏的作為，每個人都必須報告工作狀況，並且加以改善，有此配套，稅制等各方面政策才能產生作用。可是張居正後來被嘉靖鞭屍致死，罪名貪污，這當中有兩派講法，一派說完全沒有，一派說有，不管有或沒有，即便他當時有拿了些銀兩，以他的職位能夠讓腐爛的朝政回復正常運作，單憑這項功績就可以送他一張免死金牌。
理未易明
結果，張居正死了還被抄家，誰願意當忠臣？誰都不想當忠臣！此後狀況越來越差，差到魏忠賢說不能再向西北收稅了，他將一邊得來的錢拿去補另一邊。不料皇帝頭昏眼花，說魏忠賢果然如東林人所言貪得許多錢，可思宗不曉得那些錢是用來處理西北的一些問題，還有其他如日本浪人的問題。魏忠賢把「貪」來的錢，部分給浪人，他們就減少作亂，為防止民變，西北那邊則不收稅。明思宗說魏忠賢是壞蛋，貪了那麼多錢，便把那些錢充公，把人幹掉，重新徵稅。魏忠賢沒了，問題一一湧現，西北旱災連連，農民都沒飯吃了還得繳稅，另一頭日本浪人拿不到錢便再度做亂。思宗為了面子擺明要跟浪人對抗，問題是那需要很多兵力，思宗那時已經沒有嘉靖和萬曆年代有戚繼光和俞大猷等強大的抗倭寇力量，那些超級高手不見了，打浪人是打不贏的。
氣志良知
顏元看得很清楚，思宗之所以敗亡，是因為無氣也無志，有的只是狂想和亂想。「學者患無志」，志是志氣的志。顏元何以批評宋明理學那些人整日格物致知？是因為那些人只顧自己，缺少起心外照的浩然正氣，見識不明。思宗看事情沒有魏宗賢看得清楚，結果，忠臣被視為奸臣，東林人口中的奸臣原來是忠臣。所以為什麼顏元強調氣，有足夠的氣量就不會只顧分別而看不清事相。把一個人貼上壞蛋標籤，他所做的一切，你便不願意再細看，他有好的部分也被你全盤否定，皇帝有這樣的性格，臣民想效忠他都很難。皇帝本來應該要關注天下事，要有大器度、大心量，才看得見所有，生命格局才會宏大。東林早期士人顧憲成主「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講的是廣披眾生的胸懷，和雨露均沾無所不察，能從難察之事和難明之理中見微知著，旁徵博引，收沈整頓，繼往開來，有著知命不惑的洞察能力。
思而不學
晚明因風氣使然，士大夫都不太練氣，或專注於靜坐，或搞格物致知，和玩禪的人一樣，整日玩參頭語，一句「狗屎加肉包」也要參個三天三夜。有練氣就不會這麼做，練了氣心量大，就不會鑽在這些事情上，而把心境擴至與日月同光、別有天地非人間的境界。所有事情都往小處看，哪來大的氣魄和心量？沒有強大氣魄，沒有高遠心量，怎麼會有好的志向與志氣？皇帝沒有廓然大公的志向和志氣，國家格局也會越縮越小。明朝的「明」字有日月合德之意，早期在明太祖、明成祖時，皇帝有宏大心量，所以產生出明鄭和七下西洋的海洋格局。可惜中葉以後就沒了，萬曆和嘉靖兩位皇帝，一個整天在睡覺，一個沉迷於木工與修道。到了明思宗，自認為英雄，最後搞得天下大亂。老子講：「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說明老師以善教人，有教無類，誨人不倦，但如學生不尊重老師所教，不聽其言，自以為是，高興來去，以為自己聰明過人，可用一己之法便得之，多難有成，除非是萬中無一的天才。其實所有工夫或功夫，不論文藝、武學、修練，都是如《蜀山俠劍傳》中，眾仙與師共修，從行練、習練、心練、合練中慢慢化合內涵，轉生昇華而來的，無一分體會所得是不費工夫的。中國文化是內而外擴的實體，不明此理，便難入其中。
學必篤行
顏元從小習武，曾經帶兵打仗，只是沒有戰功便退了下來，他的功夫境界在當時有名號者之中算是最高強的。因習武與練氣不斷，功夫境界直追金庸小說《射鵰英雄傳》中「東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等「老人」高手，於高齡「五十七歲」時，與「商水大俠」李子青比武，輕鬆取勝。因李大俠所習者為「江南七怪」般外家功夫，而顏元有練內氣，如郭靖有全真派內家功夫一般，所習之招式便能少槓桿，輕快變幻又一以貫之，故勝外家用「拙力」的武術。顏元練氣、練功夫，他主張自動、自用、自學，透過練氣和練功夫展現生命境界，呈現別樣的生命格局，有強大的氣魄，直至國無道不能有所為時，他才慢慢退下，和黃宗羲他們一樣專事教學。明朝經歷過的那些狀況，顏元看得清楚，他知道一個人不先把氣魄培養出來，即便有志也可能走偏而生出問題。沒有足夠的氣魄、心量，向外不能通達、擴大，向內不會深，也靜不了。顏元所說的氣，跟莊子所講「勿聽之心，而聽之以氣」意思是一樣的。顏元談的氣與志，牽涉到人生命中最重要的內練外修，沒有練好氣，心不可能外照，不能照見五蘊皆空。所以顏元反對朱熹的主敬，朱熹強調修敬，方法是靜坐，還要時時主敬，要很恭敬。靜坐和恭敬不是壞事，問題在於修的人很容易進入一種自了漢狀態，進得去出不來。他們不像司馬光有氣度，司馬光說自己一生沒做過什麼可以傲人的事，唯一做得好的，是坐時腰背都挺直，當然這是他的謙虛之言。而司馬光腰背之能如此的挺，也同蘇東坡一樣，習六藝時的武術功夫和內氣的修練，都有到一定水平才能做得來。腰背挺直意謂著凡事以正直為號召，這需要多大的氣量和心量才做得到。
篤行守仁
練氣之人該立什麼志？「志」字上「士」下「心」，人要一心於能做的、該做的事情上，這是最基本的志。生貫穿天地之氣以立心便為志！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素位而行，行有餘力再往外擴，現在既然在練氣、練功夫，就好好把氣和功夫練得更好。「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練氣之人要志於精一，要「學至氣質變化方是有功」。氣質要有所變化就一定要在篤行上下功夫，而不是在義理上搞解釋、意義、精神，或透過讀書、靜坐、頓悟和辯難為究竟，一切玄學，佛道之義，甚至宋明理學，主敬主靜，或有所思、深思、苦思，都是「壞方法」，因為搞理論，除了理工化學外，所有理論都有問題和無法自圓之處。正如共產主義，最終因過不了心性的一關而滅，資本主義的民主也好不到那裡，也因人性這一關，正準備返回二千多年前，去稟告祖師爺蘇格拉底：「民主真的不行，因為人性本私！」顏元強調理學教育（同今天的知性知識教育）培養之人才柔弱如婦女處子，卻無經天緯地之才，和開疆闢土、衛家興國的氣魄和能力！
氣在知先
明末大儒黃宗羲也與顏元一般，倡「氣在理之先」，因宋儒一直以理為萬物之本，此天理為一切之先，故須明「理」方能開思想，繼而化育人生，所以強調「持敬靜心」，所謂「居處安，與人忠，遇事敬」，這與今天知識份子的讀書方法很接近，以朱熹為首所興的「格物致知」學派便成為今人接棒的前輩方式，可致知只讓人好主宰，好辯，並不能「格心」，因為格物的真正用意在革心。且理（知識）並不是真正客觀存在的實體，是氣的運作模式才展現理的表現，理是觀念而不是實在的真理。所以黃宗羲認為「氣質人心是渾然流行之體，公共之物」「盈天地皆心也」，也就是說心即理，而心氣相通，理是以心氣的形式呈現，而非文字、思想、觀念、思辯等。黃宗羲曾習於內家功法大家王征南，王征南所習者為武當太極類之內家功法，故從內家功法融和心學，秉「誠意慎獨」將王陽明的「致良知」發展為力行至善的工夫，此工夫以力行實踐，使「一本萬殊」「會眾合一」的理念透過練習內家功夫而內化為孟子所倡之「直養而不害，充沛天地間的浩然正氣」，能洗今人所瘋的「心靈」、「心理」、「超心理」、「禪」等流行空虛思辯主義之學。顏元也正是一生習武，功夫過人，同以功夫內化識見，使思想轉生為家國可行之力，故梁啟超認其為「現代復古」能入乎其內出乎其外的人。錢穆言其一壁推倒宋、元、明空言心性義理輩，「開二千年不能開之口，下二千年不敢下之筆」，更有「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之譽。從六藝習武練氣而返接孔孟文武之學，外能經世致用，內能深明大義，通未易明之事理，長深沉擴闊之氣魄，生識解慧通之毅決和擔待！深懂中國歷史、文化和其力行義理，不論美國川普如何以「將滅之瘋」的炸彈擲向貿易戰中的中國，大家都會笑而不答，不作回應，悠然化解種種不理性又沒心量的壓迫；美國如傾舉國之力在文化、經濟、政治、潮流、軍事各層面來搏擊中國，正如萬山不許一溪奔，但中國文化則如堂堂溪水終將出前村！（2019.0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