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教育強調邏輯思考的能力,與中國文化裡的直觀訓練有很大的不同。我們在練氣過程裡直覺能力會增強,是否邏輯思考能力也會隨之提昇?

邏輯之謬

鍾老師:現代教育受西學東漸的影響,採用西式教育強調邏輯思考,和中國古人研習六經六藝以行入直觀經驗法則的思想運作模式有很大的差別,但不表示西方才有邏輯訓練,而中國只有直觀上的訓練。六經含詩、書、禮、樂、易、春秋,六藝包括禮、樂、射、御、書、數。六經六藝內容包羅萬象,不只和德性修養或直覺訓練有關,也包含數理邏輯概念;六藝的「數」,即算術、數論知識,推算紫微斗數、八字、論命、陽宅、風水、占卜、陰陽五行、處理工程、探究天文地理,都要具備數的能力。六經中《易經》含象、術(占)、數、理四個體系,除了象屬直覺,其餘術、數、理都和邏輯有關。《易經》中的乾坤太極說就是陰陽家兩儀四象八卦的時空表述,而五行的水、金、土、火、木,就是尚書(書經)洪範篇中所指的五德,而五德之運同時表明一種科學空間的物象本質對應過程的觀念(如風水),也是彰顯人生道德運作的方向。

中國邏輯

 中國人的數理邏輯概念和印度或西方的數理邏輯概念不太一樣;中國人從邏輯推衍裡看到更大的天人空間,更大的宇宙人生;西方人將邏輯運用往更細小、更精密的方向推衍,在器物上的發展很好;印度人則是從邏輯裡推衍人心的變化,除本身的數學以外,也走向佛學上的思考。印度佛學傳到中國之後,由於太過複雜繁瑣而被轉化為中國佛學。但在清末民初時,支那內學院的歐陽漸(境無)認為中國佛學包括天台、淨土、華嚴及禪宗等頓見法門是偽佛學,必須回復到真佛學,也就是印度佛學。可是回到印度佛學(如法相唯識宗)所論便掉入「萬法唯識」(言說文字論述),內心非有,外心非無,唯有依它(法)起性,用遍一切處的漸法邏輯推論名相來尋求真理和解答人生困惑;與頓法中強調接引初心、反覆揣摩,從歷劫千百、搜索枯腸而不得,萬籟中不見星光、七窮六絕後,冬陽反現、通體舒透的(如來頓法)天路歷程,不單境界各異,其實是一體兩面、漸頓合一,之如神秀與慧能,菩提實是既有也無。

因明之學

 印度佛學從性、相、律、密四大宗派開始,是從因名去講佛學,以因名之法解說人心、解構人性,從各個思辨界面,去談一切皆空、緣起性空、萬法唯識,以內識非有心外非無的邏輯性言語來說世相人生。傳到了中國,經由直覺性的消化轉換,演變成天台宗、淨土宗、華嚴宗、禪宗等多個宗派。歐陽漸認為用直覺性走進去不真,要用邏輯性的方法才能了解真正的佛學概念,用知識論的方法去解構佛學,也就是用西方的邏輯方法去做因名。歐陽漸一面反對用西方哲學及宗教觀來看佛學,卻用了唯識之法去談文化、談救國、談佛法的獨特性。他曾反對太虛大師引用西方哲學、宗教及人文的觀點來消融佛法,使佛法更易為人了解,因他認為宗教使人迷,哲學叫人妄,卻不識唯識學用語其實多為邏輯名相體,他一面要保中國文化、要救國,卻一面要把文化的精髓丟棄,所以這樣做其實是多餘的。佛學進到中國成了中國化的佛學,是因為中國文化看到印度文化的這部分有益於我們,文化變遷無所謂真偽,它是一個生命動力,重要的是那個動力能否產生深化、提升和擴大作用,不能產生向上提升作用就沒有意義。

十家因名

  中國人的邏輯思維能力,早在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就明顯可見,譬如墨子,不僅是思想家也是科學家,他的門徒在數學、物理學、醫學、法律、幾何學、光學、工程學、方程式及邏輯學方面都有所建樹。相傳墨子最初學習儒家理念,後來批判儒家,另創墨家。墨子主張兼愛、非攻、尊天、事鬼、節用、節葬,反對儒家的愛有差等、罕言利、天命論、不事神鬼、厚葬。墨子不同意孔子的「親親」主張,而主張「不別貧富、貴賤、親疏」,可與孔子的敬天、畏人、節葬、講仁愛、重義非利、重然諾、捨生取義的俠義精神是一體的。

名實不功

 孔子主張「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是因為治國不能直接用劃理論的方式,名家就是用劃理論的方式,他們認為,拔一毛以利天下不為也,同時拔一毛以害天下亦不為也,所以利我者不為,害我者亦不為,因為我不為,天下才能夠大治。可是在儒家看來這是不可能的,好事、壞事我都不做,就不會害人,當然也不會益於人,天下就不會出問題,這是邏輯上的講法。邏輯裡有所謂的謬論、悖論或陷阱,數理演算理論上是對的,但實際上是不可行的。問題出在名家將言說文字與事實分離,除邏輯論一一以詭辯肯定事相關聯,企圖消除言說文字經驗中的認知執著,有如黑格爾所用的正反合辯證法來統合萬物,很易走向只重言說文字中所認知的境界覺受,視萬物為幻相,而非投入過程中所實際體會的世界。這種近似佛教一切皆空,萬法唯識理論,給荀子評為「甚察而不惠,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雖然荀子也是大量使用名家邏輯語言的同路人。

言過其實

 什麼事都不做,最後天下大治,這只能說是一種精神。譬如道家的為無為而無所不為就大不同,因為無為只是一個工具手段,起因發心是有真意和動人初心的,就跟能否控制自己而達到道家和儒家的最高境界是一樣的。正如漢初採取道家的黃老之學,政治以小政府態度無為而治,給百姓生息,最後大治,可支撐無為有成的力量卻在儒家的「克己」精神上。道家最高的境界是莊子所講的至人、真人、神人的境界,不但不會害人還有益於人,因為真人修得一身好本領,最終是順天應人,己渡渡人。孔子講的「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是典型的儒家精神,與墨家的俠客精神完全一樣,這和名家所講天下有最大的利和最大的害我都不做便沒有太大區別。天下有最大的利我不要,譬如偽滿洲國的日本軍閥要你任總理職位,你要還是不要?如果死都不要,這不就和儒家的精神一樣,只是講法不同,一個是邏輯式講法,一個是直覺性講法。

親仁之巧

 在精神取向各家方法不同,儒家用的是「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因為尊敬別人,所以創造五倫。可是在墨家看來,創造五倫就是製造階級,那是不對的。墨子的精神是平民精神,主張天下一體,所以提倡兼愛非攻。在這樣的狀況下,墨家強調自力更生,木頭拿來就做起桌子、椅子、桶子、床、推車、攻防武器,什麼都能做,他還發明許多神奇的機器。據說當時有個巧匠叫公輸般,能用木頭做飛鳥,在天空飛行三天不墜,不過墨子頗不以為然甚而以之為「拙」,認為自己做的木馬(車轄)可扛百石東西,一日來回多趟,對老日姓有真正的用途,比公輸般的飛鳥有用多了。因為有利於百姓,才稱得上「巧」,所以利生的為巧,而害生的為拙,可見墨子有明顯的利他想法。

墨攻之學

 墨子能製造多種機器,包括工程的、運輸的、打仗的機器,這要是沒有數理邏輯能力根本做不出來。再看古代的兵器,秦始皇造了多少精緻武器,鍍鉻(需要電才能電鍍)的劍到現在仍絲毫未損,還有吳王夫差的劍、越王勾踐的劍,兩千四百多年前製造的,到現在不但不爛、不生鏽還鋒利如昔,因為有硫化去鏽處理(近代工業才有硫化處理)。秦始皇的兵器可說是標準的科學化,所有箭頭看起來一模一樣,其間的差距肉眼幾乎看不出來,六十萬大軍需要幾千萬支箭,那得有極高的工業水準才做得出來。更不要談三星堆中需要電焊才能接連起來的太陽神鳥樹。

運天之數

 中國古人相信天象和人世間的政事是互動的,天象會干預人間,人事也會感應上天,陰陽家與道家便將陰陽五行、天干地支,以文字合數,以數證人生、天象、運程、工程、兵學,和天文學,因此對天文學的研究一直不曾間斷。東漢張衡製造的渾天儀用來觀測天象,他發明的地動儀是世界上第一架測量地震方向的儀器。指南針、造紙術、火藥、印刷術四大發明一早就有了;明朝的《天工開物》一書記載了明朝中葉以前中國古代的各項技術;宋朝沈括的《夢溪筆談》,內容涉及天文、數學、物理、化學、氣象、醫學、工程技術、文學、美術……等學科;這些都是中國古人把直覺和邏輯思考混同在一起而有的成就,可是現代學者硬是要把這兩樣東西分開來,還說中國教育缺乏邏輯訓練。

民間之數

 晚清以後大量的西方知識傳入中國,五四時期的學者包括胡適、傅斯年、康有為、梁啟超、陳獨秀、魯迅、顧頡剛、羅振玉、蔡元培、王國維……等都認為中國在許多方面都落伍了,必須好好跟西方學習,尤其在科學上落後太多,要搞科學必先弄好邏輯思考,便主張全盤西化。他們認為這是中國在根本文化發展和政治體系跟不上時代的重要因素,所以出現五四運動中對「賽」先生(科學)及「德」先生(民主政治)的強調和追求。事實上是他們不懂,也不願意看老祖宗的東西。不用看諸子百家,只要看看中國民間流傳的山歌,例如「劉三姐」的歌,裡面包含算術、指涉、推論、辯證、問難、猜謎、述情……等境界,例如賽歌中的「什麼生來頭戴冠,大紅錦袍身上穿」(指公雞)、「一個油筒斤十七,連油帶筒二斤一」(指空桶和草包)、「風吹雲動天不動,水推移岸不移,斧砍江水水不離」……到「哪個九十七歲死,奈河橋上等三年」等情景描繪都離不開數字邏輯的關連。

仕命之途

 氣練得好時,處理瑣碎雜事會比以前清楚,看書也比以前更明白,氣功鍛鍊不但使人的直覺能力增強,知識性邏輯吸收能力也同時會提昇。古時候的士大夫一定要學六經六藝,道理就在此,否則唐代白居易為什麼有能力建堤?宋朝蘇東坡何以能建堤平水患?漢代班超如何投筆從戎,經略西域?唐宋又如何發明火炮?明朝王陽明如何平天下山賊?清朝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如何平亂?這都是當時文人在六經六藝的學術環境裡訓練出來的,不能說我們沒有邏輯訓練,只是我們不願去了解。清末政治垮台,國勢一落千丈,從瞧不起東西洋鬼子,到崇洋媚外,老百姓跟著失去信心,連帶對老祖宗的東西都起了疑心,以為只有洋人的東西才最好,卻不知中國文化在兩百年前已稱霸地球五千年!(2015.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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